變壞是從變蠢開始的

有個高二的學生,遇到了一樁事,向我請教,希望得到答案。他遇到的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在睡午覺,旁邊有兩個同學嬉笑打鬧,害得他睡不著。於是,他對同學說,希望他們不要影響他休息,出去鬧。但同學回了他一句:為什麼是我們出去,而不是你不睡覺呢?
  
  他告訴我,那一瞬間,他氣得說不出話來,竟然無法反駁。
  
  看上去,生活中的這類事情真的太雞毛蒜皮了。不過,我記得,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在討論到自由的原則時,也講了一個類似的例子。
  
  假設有個鋼琴家,喜歡在家彈鋼琴,而不幸,他有個鄰居,喜歡安靜。在此背景下,波普爾問: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
  
  當年讀《猜想與反駁》這本書,看到這段話時,我差點怒了。當然是鋼琴家不能影響到鄰居的寧靜了,人家在家好好休息,享受寧靜,你卻在一邊彈鋼琴來破壞。不錯,你是爽了,搞得好高大上,可是對於鄰居來說,你那優美的鋼琴聲不過是一陣陣影響到神經系統、傷害身心的噪音。
  
  可是我如何證明我是對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很多東西就亂套了——事實上也已經亂套了。
  
  你應該憑直覺意識到,那位高二學生的同學所言,是一種流氓邏輯,一種詭辯。我們之所以一下子不能反駁,只能氣得乾瞪眼,其實是在思維上,上了一個賊當。
  
  這個賊當就是波普爾的那個表述: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
  
  看到沒有?波普爾叫我們選,是鋼琴家彈奏的自由重要,還是鄰居不被打擾的自由重要。在高二學生的語境中,是他睡覺不被打擾的自由重要,還是他的同學不被他睡覺所約束的嬉笑打鬧的自由重要。
  
  於是,亂子出現了。
  
  本來,鋼琴家彈奏和鄰居休息發生衝突這檔子事,是有明確的判斷標準的:鄰居的休息邏輯在先,對鋼琴家沒有任何影響,是鋼琴家的彈奏影響到了鄰居;同時,鄰居的休息是一種消極自由,並不需要你做什麼,只需要你不幹擾即可,但鋼琴家彈奏,是一種積極自由,需要別人為他做什麼——忍受他的噪音。邏輯在先的自由和屬於消極自由的自由優先於邏輯在後的自由和積極自由的自由,這就是自由的原則。
  
  但波普爾是怎麼幹的呢?叫我們選,相當於把誰有義務不去幹擾別人的自由這樣一個問題,變成了一個自由在價值上排序的問題,好像誰的自由看上去高大上,誰的自由背後人多,誰就可以幹掉別人的自由。
  
  這是一種愚蠢的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去思考,一個人、一群人,甚至某種體制,要變壞一點都不難。而變壞其實就是從變蠢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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